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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回想起来，在那座南方县级市生活过的两个月，是我从业这十年来最安逸最腐败的一段生活。
报纸依然没有改版，刚招聘进来的一批人依然在等待。报社吃住几乎全免，每月只从工资里扣除很少的一部分钱。这家报社不差钱，财政养着，企业供着，要想登广告，你也只能选择这家报纸。记者也没有任何竞争，因为这是这座县级市唯一的一种报纸，稿件写好写坏，都无所谓，没有同城媒体的报纸竞争。
两个主任的生活更是逍遥自在，正主任跟着市委书记，副主任跟着市长，只要书记和市长下乡下企业检查工作，两个主任就屁颠屁颠地跟过去，这一趟下乡，不但有红包，而且还有礼品。至于稿件，通讯员早就写好了，只要加上自己的名字，就可以登报发表了。
记者们也都分口了，一人跑几个部门。每天晚上，记者们酒足饭饱后，躺在床上等电话。每个部门也都有一个通讯员，通讯员的工作就是与报社对口的记者联系，通讯员电话来了，记者第二天就跟着部门领导去检查工作。这趟走下来，红包礼品照样会有，不过比主任的少些。稿件嘛，自然是通讯员写，记者署上自己的名字发，月底还能算稿费。
这样的报社，养活的不是记者，而是一群官僚。
如此舒服的工作能赚钱吗？能。报社一个参加工作仅仅两年的记者，不但自己买了一部十几万元的车子，还在省城买了一幢房子。当我有一次在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大吃一惊。无数有才华有能力的记者在大城市的大报里辛苦打拼，每月所得仅够生存；而这些小城市小县城的不起眼的小报，这些只会抄录通讯员稿件的所谓?记者，收入却如此丰厚。
那两个月里，我没有分口，因为要一直等待报纸改版，等待改版后重新分口。
我们这批新来的没有红包和礼品可以拿的记者，只能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找题材。这座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县级市，实在没有什么新闻，每天风平浪静，日子一如既往，除了狗在大街上游荡，就是人在墙角里撒尿，这些都不是新闻，然而，除了这些，还能再找到些什么呢？
有一天午后，我无意见走进了一家老工厂的住宅区里，看到楼房陈旧，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修盖的筒子楼，阳台上晾晒着衣服，衣服也非常陈旧，有些还打着补丁。两个小女孩站在楼下的空地上打羽毛球，羽毛球已经破了半边，应该是别人丢弃的，而她们又捡起来的。她们玩得很开心，大声笑着，快速奔跑，满脸汗珠。那种汗涔涔的笑容绽放在午后的阳光下，让我心中涌起一阵酸楚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诞生了一个想法，我要做一件“善事”。
此后，我就走进了这座小城市里的那些最贫穷的家庭，把他们的遭遇和生活告诉人们，很快就有了一些捐款。我把捐款送到了这些家庭里，看着孩子们脸上开心的笑容，感到我终于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。只要能够帮助别人，就会感到很有意义。
有时候，我会来到文化馆。每次去的时候，张馆长都非常高兴。我们坐在文化馆里的一棵大树下，身体深陷进两张躺椅里，躺椅的中间摆放着一个竹茶几，茶几上放着茶壶，茶壶里泡着普洱茶，有时候是铁观音。我们经常这样躺在躺椅里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，阳光透过密密的树叶，斑斑点点地洒在我们的身上，树叶间有蝉声啼鸣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聒叫着。在这间幽静的小院里，时光似乎静止了。经常地，我们爬起身，突然发现已经到了夜晚。
文化馆的生活更为清闲，这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这个小城市里的一些文人，写诗的画画的拉二胡的说快板的，有点名气就能到这里来。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，搞着自己的“副业”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都不会干，但是有后台，领导的什么八大姑六大姨的，待在这里养老。
张馆长以前是诗人，在20世纪80年代的《星星诗刊》上发表了几首诗歌，成为了这座小城市的名人，便从一家化工厂调到了文化馆。张馆长来到文化馆后再也不写诗了，也写不出诗歌了，他开始研究茶艺和养生。普洱茶和花样翻新的炖汤，把张馆长滋润得鹤发童颜、仙风道骨，他也变得非常超脱、非常豁达。
这座小城市里流传着张馆长年轻时候的很多笑话，即使过了几十年，人们还津津乐道。他们说，年轻时代的张馆长留着很长很长的头发，面容清瘦，一见到人们，就把右手手掌放在胸脯上，望着天空，用沉闷而忧郁的语气说：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小城人不认识顾城，他们只认识张馆长。他们在张馆长高深的表情和诗句面前惊讶不已，一致认为这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疯了。
文化馆里一位老员工说，张馆长刚来到文化馆的时候，和他住在一个房间。张馆长夜晚睡不着觉，突然翻身起来，擦亮火柴，在一张烟盒纸的背面又写又画，嘴中还念念有词。他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良久，张馆长才说：“我在写诗。”他说：“你拉亮电灯写啊，桌子上还有稿纸，你这样写多方便。”张馆长悠悠地说：“众人皆睡我独醒，拉亮电灯就没有灵感了。”
尽管张馆长疯疯癫癫，让常人难以理解，但是，张馆长是一个绝对的好人。他对人没有任何坏心眼，独善其身，与人为善，他在小城的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有一天，我在张馆长这里听到了代孕的事情。此前，我将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想象得很神圣，将生育想象得更加神圣。我认为这都是在感情堆积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才会从量变到质变，发生那种事情，怀孕生孩子。我一直很纯洁地这样认为、这样理解。
直到认识了代孕妈妈，我才知道怀孕和生育也可以像买衣服一样，不合身了就扔掉。
文化馆其实也是一个是非单位。
文化馆里的这两种人经常会有矛盾。有才华的看不起有后台的，有后台的更看不起有才华的。在这个小城市里，有才华的都有些神经质，他们常常会在正说话的时候就唱起来，常常会在正唱的时候又哭起来；他们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明珠暗投，凤凰落在猪身上，鲜花插在牛屎旁。而有后台的人最他看不起这些落魄的人。有后台的人都趾高气扬、志得意满，她们喜欢用鼻子说话，视周围人如草芥，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又最让有才华的人受不了。两种人在这个文化馆里水火不容。
每当这两种人之间有了矛盾，矛盾反映到了张馆长这里，他总是微笑着说：“淡定，淡定。”
养生学已经让张馆长超然物外，他像得道的老仙一样宠辱不惊，不论任何人向他反映任何问题，他的神情都很沉稳，一如枯井之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