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末的风从海面斜斜吹来，带着盐与鸢尾混合的味道，像一封没有署名的长信，轻轻拍在旧港石阶上。信里没有字，只有温度，让每一块被岁月磨圆的青石板都泛起一层柔软的潮光。芙宁娜把最后一桶鸢尾搬到门口时，裙摆沾了水迹，颜色由灰蓝变成深海，仿佛整条裙子正在慢慢融进晨雾里。我站在她身后，手里拎着一只空藤篮，篮底躺着几瓣昨夜被风吹落的塞西莉亚花瓣，边缘卷曲，像不肯合拢的旧信笺。
今天，我们不做买卖，也不收潮水。花店门口挂出一块小小的木牌，用炭笔写着“今日远行”，字迹潦草，却带着久违的雀跃。远行不是离开，而是把店铺整个搬到海上——我们要在日落之前，把一整船塞西莉亚送到对岸的孤岛上，那里住着一位年迈的灯塔守望者，据说他年轻时是歌剧院的灯光师，如今眼睛半盲，却仍旧在每个黄昏点亮塔灯，只为让晚归的渔船知道，世界尽头还有一盏灯在等他们回家。
船是隔壁船匠阿贝多的旧作，白帆上刷着淡淡的灰绿，远看像一片被风掀起的鸢尾叶。船舱不大，却被我们塞得满满当当：四百枝塞西莉亚，用湿布包好，像四百封未拆的信；两罐枫达，冰镇在船尾的暗格里；一只旧留声机，铜喇叭上缠着昨天新采的藤蔓，唱针落下时能听见去年的渔歌；还有一只小小的铁盒，里头装着芙宁娜昨夜写好的字条——她写，“愿你在黑暗里，也能听见花开的声响”，字迹极轻，却像刻进骨头。
潮水退去时，我们离岸。桨声碎在晨光里，像有人在低声数拍子，一、二、三，四、五、六，数到第七下，旧港的钟声远远传来，一声、两声，像替我们送行。芙宁娜坐在船头，把脚伸进水里，脚尖点起细小的浪花，她哼着一段没有词的调子，声音被风揉碎，散在船舷两侧，像一群透明的鱼。我划桨，节奏跟着她的呼吸，慢，再慢，慢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与海浪对齐。
海面宽阔，天空更低，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云的边缘。阳光在浪尖跳跃，像无数细小的银币，叮叮当当落进水里，转眼又被浪花推回空中。芙宁娜把一朵塞西莉亚别在耳后，花瓣被风吹得颤动，像极小的翅膀。她忽然问：“如果灯塔老人已经不在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我答：“那就把花插在塔顶，让风替我们告诉他，我们来了。”她笑，眼角弯成一艘小小的船，船里盛满光。
午后，孤岛出现在视线尽头，像一枚被海浪打磨过的贝壳，灰白，安静，带着与世隔绝的温柔。靠岸时，潮水正涨，礁石湿滑，我们脱了鞋，赤脚踩上去，脚心被贝壳硌得微疼，却莫名踏实。灯塔立在岛中央，塔身斑驳，却站得笔直，像一根不肯弯的脊骨。门虚掩，吱呀一声推开，里头昏暗，却干净，墙上挂着旧日歌剧院的灯牌，字迹剥落，仍能辨认“终幕”二字。
老人坐在灯室中央，背对门，手里握着一把铜质的小扳手，正在调试一盏极旧的煤油灯。听见脚步声，他回头，眼睛浑浊，却带着笑意。他先看见花——四百枝塞西莉亚在昏暗里开出一片白，像雪落进夜里。他再看见我们，嘴唇动了动，声音沙哑却温和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今晚风大，灯芯需要新的故事。”
芙宁娜把花递过去，老人用指尖轻触花瓣，像在触摸久别重逢的旧友。他让我们坐下，自己则起身，从角落的木箱里取出一卷泛黄的剧本，封面写着《潮生》。他说，这是他年轻时写的最后一部戏，没来得及上演，剧院就被海浪卷走。如今，他想在塔顶读给我们听，让海风和浪花做观众。
剧本极薄，纸页脆得像秋末的落叶，老人却读得极慢，像怕惊动字里藏着的魂灵。故事简单：一位少女在涨潮时等待归航的恋人，日复一日，直到潮水带走她的名字，她却仍在灯塔守望，守到头发雪白，守到浪花学会唱她当年的歌。读到最后一页，老人停下，窗外正好掠过一阵风，卷起剧本最后一角，像替故事补上未完的句点。
芙宁娜悄悄握住我的手，掌心微微汗湿，却暖得发烫。老人合起剧本，抬头看我们，笑纹里带着释然：“故事说完，灯也该亮了。”他点燃煤油灯，火光在铜罩里跳跃，投下一片金色的圆，把我们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塔外的海面。
我们帮他把塞西莉亚插在塔顶的铁栏上，四百枝花围成一圈，像四百盏小小的白灯。风一吹，花瓣颤动，像四百颗心脏同时跳动。老人站在花圈中央，举起煤油灯，火光映着他苍老的脸，像极了一尊被岁月遗忘的雕像。
夜幕降临时，我们告别。老人不肯送，只说：“走吧，风会把你们的声音带给我。”我们下塔，船离岸，回头望，塔顶的灯在黑暗里亮起，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