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的风带着最后一丝暑气，从旧港的缺口吹进来，把鸢尾的花香揉进海盐，像一封没有署名的信，悄悄塞进花店半掩的木门。门后的风铃被风撞得轻响，声音落在木地板上，惊起几粒浮尘，也惊醒了正在午后打盹的我。睁开眼，看见芙宁娜蹲在柜台后面，手里拿着一把银色的剪刀，正把一张浅蓝色的信纸裁成小小的正方形，指尖落下时，剪刀发出极轻的“咔嚓”，像剪断一条看不见的线。
信纸是她昨晚在灯下写的，却不是我熟悉的字迹——更瘦，更软，带着一点迟疑，像第一次握笔的孩子。她告诉我，这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，收信人不是具体的谁，而是“下一场潮水”。写完以后，她要把信折成纸船，放进傍晚的涨潮里，让它漂到看不见的地方，再被另一场潮水带回。她说，只有这样，才算真正学会告别。
我陪她走到防波堤尽头。堤岸的石头被太阳晒得发烫，我们脱了鞋，赤脚踩上去，脚心传来微微的灼痛，却也踏实。潮水正慢慢涌来，像一匹温顺的兽，用湿润的鼻尖试探我们的脚踝。芙宁娜把纸船放在掌心，轻轻呵了一口气，船身便颤了一下，仿佛真的有了心跳。
“如果它回不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那就让它留在海里，”她答，“海会替我保管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。”
纸船下水时，夕阳刚好落在浪尖，金色的光被海水折成无数细小的碎片，像一场无声的烟火。船身被浪推得摇晃，却始终不肯翻覆，像一只固执的候鸟，终于找到迁徙的方向。我们站在堤上，看它一点点远去，直到变成一粒极小的白点，消失在暮色与海的交界。
回到花店，夜色已深。门外的路灯亮起，橘黄的光晕落在木地板上，像一片温暖的落叶。芙宁娜把剩下的蓝信纸收进抽屉，却在最底层摸到一只旧信封。信封很薄，边角磨损，邮戳已经模糊不清，只能隐约看出“十年前的旧港”几个字。她愣了一下，随即拆开，里面只有一张照片——照片里的她不过十五六岁，站在旧灯塔前，手里抱着一束塞西莉亚，笑容明亮得几乎要溢出相纸。
“原来它一直在这里，”她轻声说，“等我回来。”
照片背面写着一行极淡的字：
——等你把噩梦还给海，再把花带回家。
字迹是她自己的，却像来自遥远的陌生人。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久到窗外的路灯都熄了一半，久到潮水退去又涨回。最后，她抬头看我，眼里有光，却不是泪。
“明天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去把灯塔的灯修好吧。”
第二天，我们带着工具箱和新灯芯，再次踏上那座孤岛。灯塔依旧倾斜，却不再孤独。我们把旧灯拆下，换上新的煤油灯，灯罩擦得锃亮，火光在铜罩里跳跃，像一颗重新跳动的心。芙宁娜把照片贴在灯座下方，让十五岁的自己守着这座塔，也守着此刻的我们。
傍晚，灯亮了。火光穿过玻璃，投下一片金色的圆，把海面照得透亮。我们坐在塔顶，看远处的渔船一艘艘归来，船头的灯火与塔灯遥遥相对，像一场默契的问候。芙宁娜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小的铜铃，挂在灯座旁，风一吹，铃声清脆，像回应十年前的那声叹息。
“现在，”她说，“灯塔有了新故事，也有了旧回声。”
我们回到花店时，夜已深。风铃在门楣上轻轻碰响，像在说“欢迎回家”。芙宁娜把照片放进一只新的信封，信封上写着“给十年后的我们”，然后把它锁进抽屉的最深处。
“等下一个夏末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再打开它。”
我点头，心里却想，其实不必等十年。因为此刻，我们已经在故事里，在回声里，在灯塔的光里，在每一次潮涨潮落里。
夜深，花店的灯一盏盏熄灭，只剩柜台后的油灯芯子还留着一点温热的红。我们并肩坐在门槛上，看潮水一点点退去，看月光一点点铺满石板，看风把花瓣吹起又放下。